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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据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记载：“令尹子荡帅师伐吴，师于豫章，而次于乾溪。吴人败其师于房钟，获宫厩尹弃疾。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。”据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注：“房钟即今安徽蒙城县西南，西淝河北岸之阚疃集。”

　　为何阚疃被称为房钟呢？据文昌宫碑文记载，古镇阚疃在西周时期就被称为寺庙古城，当时西周分封七十一国，其中周姓占大多数，他们占据富庶地区和战略要地，这个寺庙古城的诸侯也都是同姓王爷。由于古镇得天独厚的交通和发达的水运，周姓诸侯铸了一个青铜大钟，约两万多斤，丈八有余，钟内可容百人以上，钟面上刻有刑法和治国法律，立在城隍庙院内。这个青铜大钟如同房屋一般，人们习惯地叫成房钟。由于古镇远近闻名，全国罕见，慢慢地被老百姓一传十、十传百的就以“房钟”叫开了。后来古城遭战乱洗刷火焚，只有青铜大钟和几个庙的铁钟仍在。

　　古镇城隍庙附近非常热闹，每日香火不断，回汉人群前来朝拜。每年定在正月二十一逢庙会，逢庙会期间各地戏班搭台唱戏，加之杂耍、琴书、大鼓、猴戏等，引来了远近人们来此赶庙会。后来得到官方认可，以房钟为地名流传到三国鼎立之时。古镇是吴楚边陲，兵家必争之地。到了春秋年间归宋国管辖，曾以房钟集全国兵马演练，钟声响起即是号令，各路诸侯必须到此集结。当时钟声可听十余里，老百姓最怕听到钟声，因为此钟一响必有战事发生，人心惶惶不安，青壮年更是害怕。当年伍子胥（伍员）曾镇守房钟，为楚国辖地。后来传说用此钟铸造成各庙的铜像七十二尊，只留下钟鼎在古镇。中央为朝拜者焚香用，谁家老人去世大都在此鼎前跪拜三日为超度灵癸。这个铜钟在城隍庙碑文可见。众所周知没有古城怎能建城隍庙呢，可见古时必须有城，这是不可否认的。解放初期城隍庙东墙二块石碑还在，后来改为二小，碑折二段压在篮球架两头，这两块碑和文昌宫的四朝圣旨碑，对考古研究极有价值。上世纪从五八年至文革就消失了，可能谁家建房将其做了基石。从上几代人传说“文昌宫”取文王姬昌命名，由他儿子武王姬发兴建，又说是西周文化发展昌盛之意，从四朝碑文都有记载，据此古镇阚疃距今约有三千多年可查的历史。

　　三国时曹操在南站门题“古房钟”，东汉末年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不久东汉灭亡，三国鼎立，战乱四起，加上连年干旱，青年人大都征役，人们在水深火热中度日如年地忍受着饥寒生活。当时曹操曾在古镇屯兵，扩充势力，招贤纳士，实行屯田，实力日益增强，号称八十三万人马的兵卒，分配在城父、亳州、古城、雉河集（涡阳）以及房钟驻扎。由于人马太多，曾在古镇开挖七十二眼深井供兵马饮水。各寺庙住满了兵卒战马，大都放生在淝水边。由于多年战乱，镇内人口外逃，店铺搬迁，古镇成了曹军操练人马得天独厚的地方。每日操练人马声震十里开外，淝水两岸的芦苇和青草供战马饱餐，这个古镇演变成曹军的根据地。一日孟德公视察军情来到了房钟古镇，发现此地是个好地方，只是城内空虚无人，房屋倒塌，田园荒废，几个站门也倒塌了，街道也不成样子，他非常痛心地下令修复南站门和东站门，并在南站门题“古房钟”和东站门题“紫气东来”字样，由此可见，在三国时期阚疃就是一座千年古城了。

　　曹操题写的南站门的“古房钟”石条解放初期被人抬到食品站西井边做接脚石，至于东站门，倒塌以后只有几个大石滚和石条，不确定被后人盖房压在了谁家的墙根下。曹军的军营在文昌宫，并在西侧加盖了“魁光阁”，把文昌宫修复一新，设三道门卫防守。后来南下合肥，在逍遥津击败袁绍，中原局面稳定后恢复了农耕和安定了人民生活。北魏成立后，他曾在老家亳州建都，可后来有军师建议在许昌或洛邑（洛阳）建都，几年后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，古镇也随之恢复了当年兴盛繁华的景象，街道和庙宇也得到了修复，绅商仕民也捐资在各条大街上铺上青石条，各行各业也兴旺起来了。北魏建立后，不少外流的人们逐渐回归故里，又有北方的逃难者也在此地居住下来，从此古镇人口逐年增加，后来由阚泽把古镇变成了一个鱼米之乡。

中華民國—南非關係